族群（ethnicgroups）这个概念虽然在港台已经通用，但在内地谈及“族群”只是近几年的事。恐怕大多数读者对族群这个概念还有点陌生，甚至在学界都有些“时髦”。介绍族群理论的论文这几年零星散见，而真正系统研究族群理论的著作，还是纳日碧力戈先生的《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》（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，可以说他在中国族群理论研究方面开了先河。
我们对民族是再熟悉不过。有人不免要问，我们已经研究“民族”几十年了，为什么又要提出个“族群”理论来？“民族”与“族群”是一回事吗？这恐怕是我们大家首先想知道的事情。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，族群理论是有其现代背景的。该书也正是紧扣现代背景来阐述族群理论的。尽管由于各国社会背景不同而导致“族群”的具体含义不同，但作者仍然认为，“只要我们认真辨析，坚持对立统一的立场，‘族群’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工具”，可以拿来为我所用。
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，国家民委的英译名己由原来的TheStateNationalityAffairsCommission改成TheStateEthnicAffairsCommis?sion；《民族团结》杂志的英译名也已由原来的NationalitiesUnity改为现在的EthnicUnity。而且，在外事场合，凡指涉少数民族的地方，原来的nationality改成了ethnicgroups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？因为在国际法律用语中，nationality与nation一样具有“主权意义”，表示国籍。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现实，在越来越多的政治外交和学术交往中，往往引起歧义。既不利于交流，也可能为敌对势力所利用。比较而言，在英语国家，nation一词通常与民族———国家联系在一起，暗含民族自决，具有提出独立建国的“合理性”。鉴于这样一个现代国际背景，我们“引进”和研究族群理论应当说是非常必要的。而且，从国内来看，目前，中国作为凝聚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象征符号正在形成和巩固，作为民族———国家（nation）的中华民族，其中至少包含着56个民族（nationalities；如果按照族群即英文的ethilicgroups划分，可能比这个数要多）。我们使用“族群”这个概念主要是在学术界，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，因为它作为文化———心理认同的共同体，比较适合学术研究。族群（ethnicgroup）的本质是认同，且不排斥多种认同，与统摄诸族的现代国家并不矛盾。它不像民族这个政治———文化概念，不一定要提出领土要求。“族群”具有很大的可变性，常随情势的变化而发生认同上的变化。这对于多族群整合发展成一个国家民族预留了理论空间，也具有实践的价值。“族群”概念，还可以帮我们解释现在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。例如，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论可以理解为“文化多元，政治一体”。
该书介绍了许多国外的族群理论。如希尔斯（EdwardShils）、范·登·伯格（VandenBerghe）和菲什曼（JoshuaFishman）的族群原生论、安德森（BenedictAnderson）和盖尔纳（ErnestGellner）的族群现代———想象论、西顿———沃森（HughsetonWason）和史密斯（smith）的神话———符号丛论、巴特（FredrickBarth）的边界论等，多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。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学术动态，促进本国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。在引介的同时，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国外理论，而是结合中国的具体例子进行了分析与评述。这与贯之全书的实践、检验的提法是相一致的。作者还对长期混淆不清的种族、族群、民族等概念进行了仔细区分，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族群理论都是很有必要的。
该书还有一个新颖之处，就是作者引进了象征符号学和语言学来分析族群。作者认为，族群是一个符号组织（第15页），也就是说族群是一个文化象征。这一提法，对今天我们观察具体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例如，台湾近年来出现的“平铺人研究热”，就可以用这个理论来透析。台湾平铺人研究在以前是很少有人问津的，但台独势力为了制造出一个区别所谓“本省人”与“外省人”的符号，硬说“本省人”含有平铺人的血缘与文化，而且借助政治手段使之抽象化、符号化。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么个虚空的符号呢？原因是他们深知符号具有很强的“号召力”和“凝聚力”，可以为他们招兵买马，实现其分裂祖国的阴谋。他们制造符号，实际上就是制造一个“新”的“族群”，为台独招魂。用作者的这个观点来分析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。
作者在引用语言学来分析族群时，开篇时说：“从一般意义上说，族群的首要区别性标志是语言。”（第134页）在作者看来，族群的形成与语言的形成有某些相似之处，族群文化可与“生成语法”类比，并进一步论述了族群语言与族群思维的关系，认为，族群的思维方式深深刻印于本族的族群语言中，与相应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，所以很难为他族群语言所替代（137－138页）。这些分析都给我们以全新的视角，发人深省。是的，这个“区别性标志”对于区分族群并不起决定作用。例如，汉、回这两个族群，语言并无区分，但并不同属一个族群。
作者还对“民族与国家”这个热点话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，对族群研究做了反思，指出了近今研究的趋势。
当然，作者在阐述族群意识的时候似乎还缺乏明晰的交待。他在讲族群是一个符号组织的同时，肯定了符号的流动性，多变性；而他在论述族群的产生时，认为族群的源头是血缘意识，并且这种意识在历史中演变为一种社会记忆以支持族群的存在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说，族群意识不会消失（参见第一章）。问题是：既然族群是一个流动、多变的符号组织，那么，族群意识又为什么不会流动、多变？作者应当有更详细的论说。
还应当指出，该书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语言、符号、咒语、神话的一些理论，但结合这些理论分析族群的具体实例较少，似有喧宾夺主之嫌。不过，引进这些理论来作分析的工具是值得肯定的，符合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。
此外，该书对以往关于民族的译名、定义的争论（注意，是指争论），几乎只字未提。这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族群的概念。实际上，国内对民族的译名、定义从来就有争议。1924年，孙中山先生在《民族主义第一讲》中就将Nation释为国族，以示与（一般意义上的）民族相区分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民族定义虽然以斯大林定义为准，但中国学者并没有囿于其中，而是根据客观实际，灵活变通使用，民族识别便是例证。再以后，范文澜《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》一文，打破苏联理论的陈说，引起民族形成的讨论。1962年，在一次民族理论会上，虽然决定将经典著作有关民族的词汇统一译成“民族”，不用部族等其它译名，但有些学者还是很清醒的，并没有完全认同这一做法（参见林耀华《关于“民族”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》）。
可以说关于民族的译名和使用，学界一直存在分歧。近年来，港台学者首先将少数民族译成族群（ethnicgroups），以适应现代变化之需。内地学者也很快开始使用，并展开了讨论和研究。正因为有这一背景才有了《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》这一专著的出现。作者对这些背景也应当做一个交待，这样才能让我们深入理解族群理论的现代背景。
该书还有一些表述不够清楚的地方。譬如，该书的17页有这么一段话：“迪尔凯姆和韦伯鉴于法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混乱，鼓吹把意义体系当做第二现实，以代替无序（chaos），建立理性的有序世界。……黑格尔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论”……。似乎应当在“马克思”和“批判”之间加“都”字，把“了”改成“过”，再把“种”改成“类”，全句变成……“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批判过类理论……”否则会有“关公战秦琼”之嫌。因为，单从时间上来看，是不可能有这段公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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